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此时都沉浸在胜利和喜悦之中。虽然周恩来、赵世炎等已经觉察到蒋介石和上海资产阶级内心明显的不自在，但却仍然期待能够以真诚和善良的姿态，换取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的全胜。可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蒋介石并不这么想，他的反革命嘴脸如此一会儿阴、一会儿阳，企图迷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一股阴风其实就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就开始吹了起来：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19个代表上海资本家利益的团体宣布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洽卿、王晓籁等17个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组成常务委员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想跟上海总工会对峙，另立山头。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新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即拜会了蒋介石。第三日蒋介石又接见这个商会的9名代表，拍着胸脯向他的同一“阶级兄弟”们安抚和表态了一番。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们心领神会，立马由钱业公会组织了84家钱庄慷慨解囊，凑垫100万元，加银行业的200万元，给了老蒋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拿钱办事”的蒋介石其实也并不像资产阶级代表们想的那么简单，此时他的野心不仅仅是有那么多诱人利益的大上海，他更看中的是整个中国的“江山”。而欲借北伐军的力量夺取江山，如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大城市上海已经有了几千人的武装队伍！这让蒋介石十分头痛。
“陈独秀这样的秀才玩玩文字游戏，话捅到天，我也不怕！可怕的是像周恩来他们领着拿起枪的工人和学生……”蒋介石曾这样对亲信说。
以军事阴谋取得权力的蒋介石在对付革命力量和自己的对手时，他很有一套。为了镇压和解除上海的工人武装，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在暗中紧锣密鼓地布置与安排了——
先是暗中拨出50万元经费，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出面，收买帮会流氓打手，组织队伍，为捣毁上海总工会和镇压工人运动作准备。杨虎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组建针对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上海工商联合总会外，又使出一个更毒的招：成立一个“中华共进会”，由上海滩的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组织，任青帮头目蒲锦荣为会长，红帮头目张伯岐为军事总指挥。上海的青红帮势力一向厉害，到4月上旬，“中华共进会”已发展到上万人。为了掩人耳目，该会成员均身穿蓝色短衫，戴着上有黑色“工”字符号的白布臂章，工人和市民还以为就是总工会的人呢！这些流氓地痞组成的“黄色”工会成员还通过打入上海总工会的奸细，仿制了许多上海总工会使用的标识，等待时机，企图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明面上蒋介石又是向共产党投橄榄枝，又是专门派人给工人纠察队送上写有金光闪闪的“共同奋斗”四字的锦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
也许正是蒋介石的这些表面文章，在3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还大骂蒋介石是“新军阀”、“杀的都是共产党人”的陈独秀，竟然在一个星期后的4月5日，与武汉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份《联合宣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由于当时在南昌和广州等地，蒋介石的反革命伎俩已经暴露，所以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共党员们对形势非常担忧，并且各种谣言四起。而陈独秀在《联合宣言》却这样安抚和引导自己的同志，“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并呼吁国共两党应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等等。
也许是陈独秀太天真了，而我们现在在党史中经常看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的就是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者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犯的严重错误。
靠阴谋起家的蒋介石很会利用这种机会。他认为镇压革命、清除共产党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的时机到了！在私通好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之后，蒋介石使出的第一个毒招是假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名，提出一份“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决定对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鲍罗廷等200多名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并说“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执法，以绳其后”。
举着屠刀的蒋介石此时仍在假装仁慈，当这一系列“密令”布置完后，他于4月9日大张旗鼓地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去，其伏笔是：即将在上海发生的所有事与“蒋某”无关。
嘿嘿！哈哈……！从上海出发到南京途中的蒋介石想着自己如此“完美的计划”，不由得意地狂笑起来。随即，他哼着小调，让警卫参谋给他拿来笔和纸。他要给“热恋”中的宋美龄发电报告诉她即日到南京来团聚……
没有了蒋介石的上海，此时一片杀气腾腾，以白崇禧和黄金荣为首的两股势力正迅速按照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开始实施第二个毒招：抓捕武装起义领导者周恩来、汪寿华和罗亦农、赵世炎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所有设局都是伪装和骗局。
对付周恩来，他们借用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邀请”到师部去商量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管理等“相关事宜”。“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周恩来后来这样说。
就这样，起义胜利后一直在东方图书馆内工作的周恩来带着几位指挥部的副手就匆匆赶到宝山天主堂的二师师部。但师长斯烈见了周恩来只是客气的寒暄，并没有商量什么事，显然是想诱骗和软禁周恩来。一向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大怒，甚至把桌子、花瓶及杯子都推倒在地上，用手指着斯烈，训斥道：“你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你镇压和欺骗工人，收缴了他们从军阀手中夺来的武器，你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只得低着头喃喃道：“我是奉命……”
斯烈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密令，他就是软硬兼施地不让周恩来走。这一夜，可把中共党中央和工人纠察队员们急坏了。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被二师中共地下党的军官们营救了出来，逃出了虎穴。
“笨！笨到黄浦江里去了！”蒋介石得知后，把斯烈骂得狗血喷头。
这一夜是周恩来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一夜。时间是：1927年3月11日。29岁的周恩来从敌人的虎口中死里逃生。
可也就在这一夜，另一名只有26岁的上海武装起义的领袖则死得特别惨烈，他就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之一的汪寿华。
汪寿华在此次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交”，即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的联络与协调工作。由于汪寿华是在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不答应。
“此人必除之！”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等“帮兄”们下达密令。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青红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能有帮会的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位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于是一条毒计便在上海滩的“江湖”上密谋而成……
上海总工会当时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会中有人提出去“砸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等制止，老谋深算的这俩人道：“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
妙！妙计！
于是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邀汪寿华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
“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区委李震瀛同志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一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摇摇头，说：“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震瀛陪汪寿华一起去。但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震瀛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进虎穴前对李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
李震瀛被汪寿华挡在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时整，汪寿华昂首阔步来到杜月笙公馆……
“汪委员长来啦！”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与杜月笙碰面的第一句话，这江湖青帮头目尚算客气。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动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
“你们？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
“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了。
“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寿华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上的事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杜月笙以一腔上海话来回应汪寿华的责问。
汪寿华冷眼看一下杜月笙，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突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位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了，没等汪寿华的话落音，便一声“杀了他——”的招呼，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汪寿华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将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等按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
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
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里，随即就地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一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过来。
“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抡起铁铲，又朝麻袋狠狠暴砸下去……
麻袋内不再有声响。随后，麻袋被扔进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
26岁的年轻共产党人，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在青红帮的屠刀下。这位与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
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
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二十六军周凤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至此，蒋介石反动集团彻底撕破了脸面，在上海滩和全国各地有共产党和革命者的地方举起屠刀，向革命者和共产党狂砍乱杀，数十万烈士倒在血泊之中！
我们先来看上海的1927年4月12日那一天吧——
那一天清晨，武装起义方面应该是中共最高领导的周恩来，正在逃离虎口，返回他曾经指挥起义队伍战斗和工作的“总指挥部”——东方图书馆的半途，他在黄逸峰（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铁路局局长）的陪同下，路经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的罗亦农办公处，发现东方图书馆已经被国民党部队占领，那里的工人纠察队也被缴械。
“罗亦农到哪儿去了？他安全吗？”周恩来非常担心他的战友们的安全。第二天，周恩来才知道罗亦农也才刚刚在工友们的帮助下逃过被反动派屠杀的这一劫。
因为没有抓到“共党”武装起义的“要犯”罗亦农，所以蒋介石不日就在上海“悬赏五万大洋”要捉拿罗亦农。一口外地口音的罗亦农根据中央的指示，不得不离开上海。
那天清晨，赵世炎亲自到码头送罗亦农。两位并肩战斗了三次武装起义的年轻共产党人深情地握手告别，相互勉励。
罗亦农后来到了汉口，参加中共“五大”，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1月初，他秘密回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政治局会议，并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1928年元旦，刚满26周岁的罗亦农，在新闸北路新闸里28号的中共组织局所在地举行了他与李哲时女士的婚礼。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等出席。
为筹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而立即启程的罗亦农，却在1928年刚刚新婚四个多月的4月15日上午到英租界与山东省委来的同志接头时，被已经出卖革命的何家兴夫妇告密而被巡捕逮捕。
第二天，上海滩的各种报纸都刊登了“共匪要犯”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从那些报导中所用的“首要已擒，共祸可熄”的字眼，可以看出敌人对抓捕罗亦农的得意劲儿。中共中央万分焦急，责令周恩来营救。但反动当局那里格外重视此案，先是将罗亦农引渡到了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所以负责营救罗亦农的顾顺章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然而，敌人对罗亦农却立即使上重刑，企图撬开他的嘴，以获取中共高层情报。此举未成，蒋介石怕出意外，立即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地处决”罗亦农……
4月21日晚，一群反动军警便将同样年仅26岁的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上海武装起义领袖之一的罗亦农残害于龙华刑场。
“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胜利永终是我们的！”这是罗亦农在监狱里留给新婚爱妻的遗书。他还写了一首“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惧，大敌正当前。”其英雄气概令敌人丧胆。
罗亦农的新婚妻子焦急地等待爱人回家，但一直没有见到人。而爱人被捕的消息很快在报纸上到处传播。妻子李哲时每天都在为丈夫着急，同时自己又不得不每天换一个住宿处，因为敌人也在到处追捕她这样的“共匪家属”。
4月22日一早，顾顺章出现在李哲时跟前，悄悄地对她说：“你到龙华去，有个十字路口的一条马路口上空悬有一根铁丝，挂着四块铁皮方块，上面写了‘文治大学’四个字。在这条马路口的右边电线杆上，你去看看贴了什么字的纸条。”
下面是罗亦农遗孀李哲时后来写的回忆她去“认尸”的悲惨现场经历：
我当即上了黄包车，找到了文治大学那条马路口的右边电线杆，抬头一看，纸上写的是“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上面盖了方印，还有年月日字样，我木然站立好久，原来亦农昨天已……我要找刑场和遗体，我还希望这是个噩梦。
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进有文治大学的这条马路。在绵绵的细雨中，发现路的右边有个不大的草场，当中有一摊鲜红的血泊， 我急忙走进一看，在血泊旁边草地上，有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写着“共党要犯罗亦衣”几个字，还有一块雪白的折叠整齐的手巾，我的眼睛发黑，两腿一软，就昏倒了。有人把我拉起来。我才看见周围有几个老百姓。我右手插进了血泊，脱下了黑色旗袍，捡起了标签和手巾，连同衣服卷了起来，向老百姓问，你们知道尸体移到哪里去了吗？
有一位老百姓领着我向前走，在这马路右边一丛灌木林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他对我说在这里，说完就离开了。我看到坟上有一撮青草，是新掩埋的坟。坟里是不是亦衣？坟的周围没有任何标志。难道是经善堂行好事用薄木棺埋的吗？我想还是回去汇报了再来查明，就乘原车回旅馆找顾顺章，但他已不知去向，我只好回到上海美专。悲痛已极，但又不能放声大哭。
四月二十三日早上，周恩来派了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杨庆兰来通知我，说美专危险，立刻转移住到王一知处。在王处周恩来来看我，我向中央提出要求，一要一支手枪去杀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二要查看罗亦农是否掩埋了，如经善堂草草掩埋，那要另行安葬；三要求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革命理论。周恩来说信任你有决心，但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组织负责。其他要求不成问题，我向中央转达。不几天，杨之华大姐来把我接到她的住处去住，说秋白已去莫斯科筹开中共的“六大”去了，我正好陪你住几天。
我住到杨之华处不久，大概五月初，中央派了一位同志（我不曾问他的姓名），办好了棺木衣衾，带了四位工人，要我引路去龙华文治大学那条马路，找到了那个黄土新坟。我再一次查看坟的周围有无标志，仍然没有，乃叫工人刨土，移出薄木棺材，打开盖板和四周的木板，果然是亦农的遗体。
遗体已在腐化，面目肿大变形，头上有一个大洞，脑浆流到浅红色绒线背心卷成的枕头上，已生满了蛆。遗体深灰色夹袍上，还捆缚着很粗的绳子；一只右腿弯曲着，袜子上的松紧带，还是我给他买的。当时我请工人先将捆在亦农身上的绳子去掉，抬进新运去的棺木里，放进石灰。新买的衣服不能换了，盖在身上后就盖棺了，因为遗体已发恶臭，工人们不很快盖棺是受不了的。然后我们把亦农的灵柩抬到组织预先安排好的安徽会馆停厝棺木处停放。中央派来的同志告诉我，只好将亦农冒充安徽人，才能停放在这里。当时昏昏沉沉的我也没有看到棺木的头间钉了一小块木板写了什么……”
解放后，党组织几经周折，方才找回罗亦农的棺木。据地下党李强同志介绍，罗亦农牺牲后，是地下党组织找人收的尸，然后埋在荒地上，并且立了块小碑。后来是李强等人把罗亦农的棺材秘密运到了上海江湾公墓地，与苏兆征（著名工会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1929年在上海病逝，终年44岁）、张锡瑗（烈士，邓小平妻子,1929年去世，时年22岁）一起安葬，当时为隐去烈士的真名，所以用了“姚维常、毕觉之墓”和“张周士之墓”。
在罗亦农牺牲12年后的一个日子，远在苏联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里，一位老师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对一位十多岁的中国男孩说：“这就是你的父亲罗亦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袖……”然后又认真地看了看男孩，感叹道：“你长得真像你爸爸。”
这个中国男孩叫罗西北，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的真容，之前他只知道自己父亲是位英雄。罗西北在“四一二”后被送到父母亲的老家四川江津外婆那儿生活，后组织上送他到苏联后才知道了父亲的历史。
与此同时，在苏联念书的还有一位儿童叫赵施格，有一天他也被老师领到一面墙边，指着标有“赵世炎”名字的照片，对他说：“这是你的父亲，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
这个叫“赵施格”的男孩当时13岁，他母亲夏之栩生他的时候，父亲已经牺牲，赵施格是遗腹子。
赵施格的父亲赵世炎牺牲于1927年7月2日。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国民党警探根据一名叛徒提供的地址，突然闯进了四川北路志安坊191号赵世炎秘密居住的地方。那一天已经怀孕的妻子和丈母娘在家。敌人闯入家中后，赵世炎的妻子和丈母娘万分焦急，而就在这时，丈母娘从窗口看到办事回来的赵世炎正往家这边走，她不顾一切冲到窗台边将一盆作暗号的花盆推了下去。可是那天雨太大，赵世炎没有看清家里的暗号在不在，依然往家里奔跑……
躲在家中的一群持枪的敌人，一下将其擒获。
赵世炎是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优秀青年之一，也是1921年2月接到国内陈独秀来信要他立即与周恩来等人组成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一批中共党员，他和周恩来、陈公培、张申府、刘清扬（张与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组成的“巴黎小组”是中共成立时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四一二”政变那天清晨，赵世炎在家中听到枪声，断定出事了，便立即赶赴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所，途中有逃亡的工人纠察队告诉他，总工会总部已被敌人占领，赵世炎马上绕过敌人视野，来到纠察队部队附近的一个联络点，与中共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会面，俩人决定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紧急组织罢工，以抵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镇压暴行。
4月13日，赵世炎和周恩来不顾敌人到处抓他们的危险，在闸北青云路召开工人声讨大会，随后数万名群众游行，去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与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并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已经打红眼的国民党军队早有准备，端枪就朝游行队伍扫射……那天本来天在下雨，敌人枪响的那一刻，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上海城内最黑暗的一页从此拉开……
形势急剧而变，中共所有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赵世炎等领导人更是面临极端严酷的考验，每时每刻都有被敌人抓捕和枪杀的可能。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赵世炎，仍然无所畏惧，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区委会上说：“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战斗就必然面临死亡和牺牲，这就是共产党人从事革命的命运……为了建立新中国和我们的孩子有个幸福的明天，我们可以舍去一切！”
赵世炎虽然年轻，但却是位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他有很多传奇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发现被特务跟踪，怎么也甩不掉。正在他着急时，突然见对面走来一位与自己打扮得一模一样的青年。这个青年靠近他时悄悄说：“快躲进那边饭馆，我来对付特务。”赵世炎这才发现这位青年是区委机关的夏之栩（女同志），是专门来掩护他的。脱险后的赵世炎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区委女同志会悄悄在暗地里掩护他呢？后来当了他妻子的夏之栩告诉赵世炎，她常听李大钊表扬赵世炎如何如何能干，所以心生好感，于是便有了主动暗中掩护他的“跟踪行动”。
“哈哈……太好了你！”赵世炎后来与夏之栩相恋，并结成革命伉俪。
同样才结婚没多少日子，敌人就在赵世炎家将他逮捕了。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赵世炎的真实身份，奇怪的是发现他家有3万多银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敌人对他施以严刑却没有获得结果，但赵世炎也是被叛徒出卖了。这3万元是赵世炎保管的党产，而他一家人却从未碰过这钱。敌人识破他的身份后，嘲笑他“傻到家”。赵世炎则如此回应那些见财开眼的反动派：“你们怎知共产党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想什么？”敌人问。
“我们想的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和明天有个美好的国家。”
“傻，彻底的傻了！”敌人听后狂笑起来。他们自然无法懂得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与理想。
1927年7月19日，在赵世炎被关押17天后，敌人接到了刚刚得知赵世炎真实身份的蒋介石下达的即刻“就地枪决”的指令。那一天早饭开过，赵世炎就被叫出牢房。他知道这是最后斗争的时刻了，镇静地理了理身上的衣服，系好领带，扣好纽扣，像赴宴一样从容。一出牢房，他便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蒋介石！”等口号。刽子手们一听就急了，一阵狂叫：“砍！快快拿刀砍！”
一代英豪、党的好儿子赵世炎英勇地倒下了，鲜血染红了一地……
又一位才26周岁的忠诚革命者牺牲在上海滩。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别值得铭记的年份。那一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人民群众，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惨案”之后的4月13至15日四天之内，据统计，有311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
呵，血，大街上流淌着的血，
一直把黄浦江和苏州河染得通红通红，
直连到与残阳一样血红血红的天边……
上海，
南京，
武汉，
北京，
广州……都开始血流成河。那血多数是革命者的，共产党人的，其中更有李大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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