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儿有一种说法：人死了以后可以自由出入别人的梦，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

我对此坚信不疑。

因为我得到了证明，死去的童卫红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时常来到我的梦中。

十七年前，我和童卫红是高中同班同学。她死之前，我们在南门口护城河的堤坡上拔草。那年夏天堤坡上的草不知为何长得格外茂盛，以至于市里的领导感到有碍观瞻，不除之不后快了，于是号召学生学雷锋。雷锋有没有拔过草我不知道，但老师还是领着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去了。我和童卫红挨得很近，互相听得见拔草时发出的喘息声。那天她穿一条白底蓝花的的确良连衣裙，脸蛋红扑扑的，非常耐看。坦率地说那时我正暗恋着她，只是因为胆子小，才没有做出诸如递纸条之类的举动。那时不比现在，男女生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对女生表示好感是要被人耻笑的。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偷偷地多看她几眼罢了。回想起来，那天的事情我还是有预感的，觑见童卫红双手抓住一根手指粗的牛尾巴草奋力往后拔时，我的心就悬了起来。心里想，童卫红你千万莫下猛力，要是牛尾巴草突然断掉，你会滚到河里去的！我应该把这句话说给童卫红听的，我要说了，后来她就不会到我梦中来了。可是我没有说，我太顾忌别人的看法了。于是就像我所预感的一样，那根牛尾巴草崩的一声断了，童卫红身子立即失去了平衡，她刚刚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就顺着陡坡滚下去了。

我惊得目瞪口呆，站在炎热的阳光下，我浑身冰凉。童卫红滚成一个肉球，直坠水面，扑通一声，黑色的河面炸开一朵巨大的水花，绽开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眨眼之间，童卫红就被河水吞没了。惊恐之后，我蓦地愤怒起来，这种吞没太没道理，童卫红刚才还在我身边呢，她又没惹你这一河臭水。这时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想可能是雷锋——我踉跄一下，就再也收不住脚，顺着陡坡踮了几个碎步，举起双手朝天一纵，跳进了护城河。

河水在我头上一合拢，就像晚自习时有人恶作剧拉灭了灯，四周一片漆黑。河水又脏又臭，直往我鼻孔和耳朵里钻，压得耳膜嗡嗡响。我不敢睁开眼睛，两只手胡乱一抓，居然抓到了童卫红的裙子。我双脚拚命地打着水，抓着她往河边拖，可是她一反身，把我死死地抱住了。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很快就沉到了河底。我快憋不住气了，胸膛和脑袋都裂开般地疼，幸好我还清醒，死命地掰开她的手，脚在河底猛地一蹬，托着她的身子往河边游。我想，只要她伸手抓住河边的一棵草，她就得救了。我冒出水面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我竭尽全力将她往岸边推了一下。她的头碰到了岸边的石头，但马上，她又沉了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只晓得堤上堤下人来人往一片混乱，救护车在头顶呜哇呜哇叫得天都要炸了。我抓住岸边一块石头，泡在水中很久很久，直到恢复了气力，才从河里爬起来。这时人已散得差不多了。我不敢去医院看童卫红，听人说，童卫红身上蒙着白被单，她的母亲揭开被单只看了一眼，就晕倒在地上。而她的父亲要校长还他女儿，打得校长抱头鼠窜。

傍晚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叫到了校长办公室，问我童卫红落水的原因。我便老老实实地说到了那棵致命的牛尾巴草。校长看样子受了伤，脑门上涂了一些红药水，显得很惨，也显得不耐烦，说，一棵草怎么能让人死呢？不可能，一定是另有原因。倒是班主任态度一如既往地和善，也许由于她是女的吧。她循循善诱地说，吴朝阳同学，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你也跳下去了呢？我说，好像有人推了我一把。她问，谁推了你一把？我说，好像是雷锋。她就笑了，说你谎都不会撒，雷锋都死了多少年了，怎么还会推你一把呢？该不是你推了别人一把，比如说推了童卫红一把吧？我立刻意识到了这个话题的危险性，忙说，没，我真没推童卫红，是别人推了我。班主任说，那这事怎么解释呢？班上的同学都没跳，只有你跳下去了，而你的思想品德，在班上充其量也只是中等水平呀！是不是你先推了童卫红一把，马上就后悔了，也后怕了，才跳下去救她的？我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是，我为什么要去推童卫红？班主任说，这就只有你自已心里清楚了，你不是喜欢童卫红么？是不是她不理睬你，你就想小小地报复她一下？当然，你没想到她会掉到河里，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我的脸顿时发起烧来，大声争辩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班主任说，我也没有说，你一定是这样，你着什么急？我们只是想弄清事实真相，对童卫红同学的家长有个交待；可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脸红成这个样子呢？这样我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校长和班主任的眼睛是那样的雪亮，我无法否认自已脸红。

我因此而惶惶不安，从同学们看我的眼神，我发现自已有重大嫌疑。我甚至怀疑起自已来了：是不是我真推了童卫红一把？

幸好，这天夜里童卫红来到了我的梦中。童卫红全身湿漉漉的，头发上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她伸出冰凉的小手让我握了握，说谢谢你救我。我说我很惭愧，我没能把你救起来，我的能力有限，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推你。童卫红说我知道，是我自已不小心滚下河的，不能怪你。我央求道，你能跟校长他们说一说吗？童卫红说，我会一个一个说的，我死了，就可以到他们梦中去了，我不会让他们冤枉你的。

这以后，校长和班主任再也没找过我，同学们的目光也如往常一样无异了，只是不太理睬我。这我能理解，因为我和一起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我晓得，童卫红已去过他们梦中了。

十七年一晃就过去了，过去的人和事，最想忘记的记得最清晰，比如童卫红和她的死。这当然是她不时地造访于我的缘故。往往是夜深人静之时，我一不经意，她就来了。或者站在我床边与我闲聊，或者什么也不说，仅仅对我微微一笑，或者漂浮变幻一阵，都没有定准，全凭她的兴致而定。有一次她领着我飞过城市上空，然后赤着脚在护城河上走，如履平地一般，一点水都不沾。

也许是由于童卫红的原因，我对一些科学尚不能解释的事物越来越感兴趣，比如气功，比如心灵感应，比如鬼魂。我相信童卫红之所以来到我的梦中，是她自已决定的，她虽然死了，还有她的主观意志。

我觉得自已差不多成了一个有神论者。所以那年我师傅当了工段长，找我谈话，想介绍我加入工人阶级自已的政党，我不想蒙骗组织，就坦陈自已不是一个唯物论者。师傅恨铁不成钢地瞪我一眼，说你不想提干啦？背着手痛心疾首地走了。

人没救成差点惹上犯罪嫌疑，这种事摊到谁头上心里都不会舒服。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对母校市一中没有好感。还有，是谁向班主任告的密，说我喜欢童卫红呢？我自已是不会说出去的，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什么事一般只跟自已说。一天夜里童卫红来到我床边，我便告诉她这个谜，请她帮我猜。童卫红直摇头，说你喜欢我，连我都不知道，还会有谁知道呢？我只好认为，班主任是我肚里的蛔虫，她看得见我隐秘的心思。

我对母校还有一条意见，就是它的教学水平并不像外界所传扬的那么出色。每年确实有那么一两百人被它送进大学的门槛，也偶有两三个进清华北大，可是我不是个愚笨之人，它却没有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生。我想母校可能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另类，它不仅怀疑我的救人动机，还不让我的名字出现在高考的红榜上。落榜的我只好顶父亲的职到氮肥厂当了一名钳工。后来厂子一停产，我又只好下了岗。我就像是一根倒霉的藤结出的一枚苦果，而这根藤的根子，是扎在母校的。

所以，我对母校抱着惹不起还躲得起的态度。好在市一中在城西，氮肥厂在城东，相距十来公里，十分有利于我的躲。十几年来我从未遇见过一中的老师，也基本上没碰到过同学，即使偶尔在街上擦肩而过，也装作不认识。我有个经验，只要我不主动打招呼，别人是不会主动招呼我的，这使我感到欣慰。似乎别人和我达成了某种共识，即都不愿想起与童卫红事件有瓜葛的吴朝阳。而吴朝阳更是希望将母校开除出自已的记忆。我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已经用了十多年，至今运作良好，非常肯配合，深得我的宠爱，但只要它一出现市一中的新闻，我就会生它的气，会一触即发地跳将起来切换频道，将与母校有关的声音和画面一举消灭。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母校要过六十岁生日了，发现花名册里还有个吴朝阳，吴朝阳就躲不过去了。母校的使者是个大腹便便的男士，穿挺括的短袖衬衫，照得见人影的皮鞋，至是什么名牌，对不起，我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我所居住的小巷口，他一下的士，就碰得我的视线都卷了刃。我扭头欲走，却被他短粗的手拦住，怀疑的目光从十七年前射来，在我脸上来回巡视了好几遍。

他说，你不是吴朝阳吧？

我说，你说不是就不是。

他说，难道你是吴朝阳？

我说，难道你说是才是？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他夸张地抻长两臂抱住我的肩膀拍了拍，说，朝阳呀朝阳，难道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是你的同学魏超呀！

我说，你就是那个魏胖子？

魏超说，正是在下！我不坐在你座位后面么，那年我用粉笔在你背上写了王八两个字，你还跟我打了一架咧！想起来了？

我摇摇头，表示想不起来，说，你如今在哪里发财？

发什么财喽，不过是开了家酒楼，小打小闹，赚几个小钱而已。魏超扬了扬手，不小心让我看见了指头上硕大的金戒指。他继续搂着我，异常和蔼地问，怎么样，日子还过得可以吧？

我清清嗓说，还可以还可以，改革开放了嘛！

魏超顿了顿，郑重其事地说，是这样的，我们的母校市一中不是要举行建校六十周年大庆吗，委托我当我们班的联络人，通知每一个同学，嘿嘿，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呢！

说着，他递给我一份红壳金字的请柬。我毕恭毕敬地拜读了母校发出的邀请，并对其中的一句话认真领会了小半天。那句话是：请勿送礼品，有礼金者请与接待组联系，以便张榜公布。

我虽没考上大学，但用母校教给的知识来理解母校的请柬还是绰绰有余。我问，是不是每个同学都要参加？

魏超说，当然，同学们多年不见，机会难得，大家聚一聚，畅叙畅叙友情嘛！

我又问，是不是都要送礼金？

魏超说，当然，对母校表达表达心意嘛，大家都送，不送的话面子上也过不去。至于礼金多少，量力而行，你的情况，其实大家都有所耳闻，我看你拿一百元意思意思就行了。

我顿时感到身上有些冷，我不知他们到底耳闻了些什么，我觉得全身布满了母校的目光。一百元确实是小意思，只不过它是我每月生活费的一半多，是我儿子或者妻子与我的50个早餐——儿子一般是吃一碗两块钱的米粉，我和妻子是共享一块四毛钱的馒头和六毛钱的稀饭——所以我不能不掂量掂量，这份心意值不值得表达。

见我沉吟不语，魏超爽快地说，这样吧，9月4日你一定来学校，礼金我先给你垫上，以后再说，你人去了就行，怎么样？

我只好说，你大老远跑来找我，不去怕对你不住，钱我到时会带来还你。

呃，老同学，不必在意这个。他亲热地推着我的背，走，到你家看看去。

我就很紧张，我很不情愿母校的代表到我家去，到了我家魏超的眼睛无疑就是两只摄像头，实况转播就在所难免。我赶忙说，对不起，老婆不在，我呢又有急事，要和陈经理结笔账，今天就不便恭请老同学光临寒舍了！

魏超并不勉强，大度地道，那就改日拜访了，朝阳，有时间我们再聚，同学之间，还是要多走动呵！

我点头称是，我觉得我非常憨厚。魏超潇洒地一挥手，招了一辆的士，一溜烟走了。我感到我和母校在玩捉迷藏，成功地玩了十几年，可是今天终于被捉住了。我在巷子口上伫立了很久，我四下观望，确信周围没有同学之类的人之后，才骑上三轮车往废品收购站而去。

对母校我还是相当诚实的，我没有说假话，我的三轮车上有捆拾来的纸箱壳，交了这捆纸箱壳，废品站的陈经理当然要和我结账。

我之所以不让魏胖子去我家，是怕挨母校的批评。若是搞评比，我家肯定是脏乱差的标兵，而母校对卫生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

除此之外，我也不想让魏超碰上我老婆于红霞。我的老婆拿不出手，也就是说，有点对不住观众。主要是太瘦了，她的瘦只有鹭鸶鸟才可比拟，穿什么衣服都像是晾在衣架上。瘦当然也有瘦的好处，不必为减肥处心积虑。再就是她脸色的白，那是一种惨淡、失血的白，与她的名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与她的病有关，是一种病态，我不想别人因此产生营养不良的误解，因为我家的温饱问题还是基本解决了的。

揣着卖纸箱壳和送货得来的共计十块五毛钱，我回到小巷深处的家中，用一根粗铁链将三轮车锁在门口的梧桐树上。三间老瓦房，是父亲留给我的家产。三合土地面隐约地泛着一些绿苔，板壁发黑，堂屋的亮瓦上落了些树叶，所以屋里光线有些暗，白天也要亮灯。我把钱放在门口的小桌上，以便老婆一眼就可以看见。我喜欢她眼睛一亮的样子，她两眼一亮，整个人就像突然活过来了。

我坐在门边，开始对老婆的等待。天色已近黄昏，窜过巷子的风有了一丝丝的凉意。老婆到街上擦皮鞋，应当快回来了。擦皮鞋是老婆经过多次择业之后才确定下来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行当。它的劳动强度不大，上下班时间富于弹性，特别是不需要多少本钱，两条板凳，一只脚踏，几把鞋刷几管鞋油几块擦鞋布，就可以完成整个工艺流程，完全符合低投入高产出的原则。最大的好处是，跟我踩三轮车一样，有关部门并不把它当作一个正经职业，否则就会说你已实现再就业，要取消你的生活费了。擦一双鞋一般收一元钱，高帮鞋则收两块，一天下来，多则十几块，少则七八九块，这主要由天气好坏和农村来的擦鞋妹多少而定。总的说来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几乎与我踩三轮车给人送货不相上下。因为踩三轮的与擦皮鞋的一样越来越多了，竞争也越来越厉害，给人送货要在商场门口排队，有时排上一天也轮不到一回，还要时刻躲避城管大队的清缴行动，所以送货的机会是少而又少。由此我对老婆以及老婆的行业都十分尊重，我一高兴就赞美她是城市的美容师，是她抹去了城市的灰尘，鲜亮了先生女士们的脚。

在这之前，我和老婆联手出击，尝试过多种工作，比如贩水果，比如开粉馆，比如卖小菜，由于不懂营销策略，尤其不懂资本运作，都不太成功，收益还不够维持一家的日常开支。年初我们开了一个炸油粑粑的小摊，生意刚刚有点起色，却遭到了卫生防疫站的查处。他们说，我那二十斤用来炸油粑粑的食用油是从泔脚里提炼出来的，各种病菌和化学指标严重超标。他们收了我的营业执照，罚款600元不说，还要通知电视台来曝我的光，吓得我连忙每人塞了一包芙蓉王烟，才算了结此事。油是隔壁的阿毛卖给我的，我完全蒙在鼓里，以油粑粑当早餐的大多是工薪阶层，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坑害同阶层的兄弟姐妹。阿毛黑了我的生意不说，还败坏了我的名声，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形象。那几天在巷子里进出我都不敢抬头，怕街坊邻居戳我的脸。我对阿毛简直恨之入骨，本想揍他一顿，见他的胳膊上刺了一条龙，一副没有知识的样子，就朝他脚下狠狠吐了一口痰，放过了他。至今碰见阿毛，我都不跟他说话，让他心里难受。

好了，闲话少说，我老婆来了。她那瘦高的影子在巷子里游移，她的脚步缓慢而优雅，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连忙迎出门去，接过她手中所有的擦鞋设备。她立刻就长高了几公分，人也显得更瘦了。不知是由于太阳晒的还是因为今天收入颇丰，她的脸色竟然透露出一些少见的红晕，这令我欣喜不已。进了门，我马上筛了一杯凉茶，亲自递到她的手中，以示慰问。

我之所以对老婆如此殷勤，是因为有求于她。我家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无论大事小事先由我和老婆充分地进行民主协商，最后我来集中，作出决定，也就是我说了算。可是面对母校的邀请，我左右为难，接受吧心里不情愿，拒绝吧好像又不合情理，只好交由老婆来定夺了。

我请于红霞坐下，说，老婆，我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于红霞很敏感，你不是犯了作风错误吧？

她的声音很轻，而且带点沙哑，但很有穿透力。

我连忙摆手，没有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

她说，那你一本正经干什么，搞得跟国家干部一样。

我于是把母校发出的请柬给她，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细说了一遍。老婆展开请柬，很仔细地阅读，好像那请柬是发给她的一样。读着读着她的眉毛就往眉心聚拢了，沉默片刻才说，幸亏我不是你们一中毕业的。

这句话使我感到惭愧，我不该毕业于一中，更不该把应由我独自承担的责任推到她面前。我就说，那就只当没收到这个请柬算了。

老婆说，明明收到了，怎么能当没收到呢？人家还是专人送来的，还帮你垫钱，你又答应了人家。

我问，那你的意思是？

老婆说，人活一张脸，我看你只能去了，你不怕人说，我还怕人说呢。

我说，一百块可不是个小数目，你恐怕要擦十天皮鞋才赚得到这个数。吃饭要钱，你吃药也要钱，明天小康开学又要交学费了……

老婆说，一百块不是个小数，也不是个大数，如今吃酒至少都是一百元。挤一挤也就出来了，这几年的日子，我们不就是靠挤过出来的么？

我说，还怎么挤？都半个多月没吃肉了。

老婆说，肉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蔬菜才是绿色食品呢。你就别想那么多了，活人还怕尿憋死？钱我来准备，到时你大大方方去，要高高兴兴的，莫让人家看低你。

我说，这还用你说？谁敢看低我？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呢！只是，无缘无故多花去一百块钱，心里不舒服。

老婆说，也不能说无缘无故，学校教你认了那么多字，收你一点礼金并不为过。你这个人呀，就是不会想，就跟做生意一样，有时候不亏就是赚，我们平常少开销一点，不就等于多收入一些吗？你算算，我一不减肥，二不美容，三不买十块钱以上的化妆品，四不买不降价的衣服，你呢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还有，我们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话，冰箱坏了就不再用它，要省多少钱？省的就是赚的嘛！

于红霞这一番思想工作真是做得入脑入心，令我刮目相看，以前我一直没有发现她还有这方面的才能。我的心情顿时就好了起来。我饶有兴趣地计算了一下，加上她遗漏的一些项目，我们家与别人家相比，大约每月要节省将近两千元！这是个相当令人兴奋的数字，若是累计起来，更是不得了，我算着算着就有了富翁的感觉。

心情一好，晚饭就吃得很香，晚觉也睡得很好，脑壳一挨着枕头，就滑进了梦乡。我稀里糊涂地走到了南门外的护城河边，看见童卫红坐在柳树下，就说卫红，你也参加校庆吗？童卫红不理睬我，很生气的样子。我说卫红你怎么啦，我哪里得罪你了？童卫红噘着嘴，把一根草撕得很碎，说你这人不像个男子汉，一百块钱这样的小事，也要让你老婆操心，你不晓得她的心理负担有多重吗？我无言以对，童卫红的话跟真理一样正确。童卫红继续批评我说，今后遇上这种事你悄悄处理就行了，不要让于红霞烦心，不就是钱吗，我这里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说着就递给我一大捆钞票。我仔细一看，全是一万元一张的，可是上面都印着冥国银行的字样。我说，你的钱是不少，可是不能在我们那里流通啊。童卫红一怔，泪水就从脸上流下来了，对不起，我忘记我已经死了，我这是死人钱，活人是不能用的。我连忙安慰她，感谢她的关心，用手去揩她脸上的泪。童卫红的泪冰凉冰凉，我的手刚一触到，就被冰醒了。睁眼一看，老婆躺在我身边，打着很斯文的鼾。

毕竟是参加母校的庆典，老婆把我弄得很整洁，T恤衫西式短裤加皮凉鞋，让我觉得不是我自已。穿惯了拖鞋的脚回到久违的皮鞋里，一时难以适应，才走了十来步就被鞋挤疼了。只好放弃步行的打算，花一块钱上了公共汽车。车从家电大厦门口过，我一眼就瞟见只有两辆三轮车在那里排队，如果我此时将车踩来，能排第三位，也就是说，今天至少能送上一趟货。这么好的机会浪费掉，真是可惜了。

老远就看见母校门口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学校大门早已面目一新，过去的铁栅门已被巍峨壮观的牌楼所代替。百余人的仪仗队分列大门两侧，花束飞舞，鼓乐震天，这场面是太热烈了，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往里进。我在门外徘徊了好一阵。我看到了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我没有跟那些面孔打招呼，我不能担保它们还能认出我来。我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这种喜庆，这种风光，确实跟我关系不大。我不声不响地夹在人群中涌进门内。年轻的校友们挥舞鲜花冲着我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的脸不禁一热，觉得自已是个混进来的冒牌货。

一进门就看见右侧的宣传栏里贴着一溜红榜，上书校友捐资助教光荣榜。这才晓得改了一个叫法，不叫礼金了。这一改就显得有文化了，而且名正言顺。名单是以捐款多少为序，这也天经地义。捐得最多的是八万元，名字很熟，却不知是何方人士。第二名是市里的一个副书记，捐三万六。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一部分人真的是先富起来了。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看到了魏超，他捐了一千块。

浏览到最后，吴朝阳三个字从纸上跳了起来，吓得我心头一颤。我十分意外，没料到魏胖子说到做到，真的替我垫付了100元钱。像合并同类项似的，捐100元的人全被抄写在榜末，人数还不少，这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意见，钱数相同则应以姓氏笔画为序，不应当将我列为最后一名，像是一种是有意的贬低。写榜者也许想起了，吴朝阳就是当年那个与童卫红事件有染的人。

吴朝阳三个字弄得我很不自在，回头一看，观榜的人围了好几层，指指点点的兴奋不已。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我认识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这很好，这样我就不是吴朝阳了。

光荣榜没有使我领略到光荣，我就离开了它，跟着一群人随波逐流地往礼堂方向走。这时魏超突然钻出来，一把握住我的手，朝阳你来了？

我就怔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有一种被当场擒获的感觉。

魏超手里捏着一叠资料，一副重任在肩的神态。朝阳呵，看过光荣榜，有什么感想？

我想想说，如今的人，钱真多。

魏超压低嗓门，你以为，捐的都是自已的钱么？有的是拉的赞助，有的是当官的从财政局拨过来的，都记在个人名下了。像我的1000元钱，才是真正从自已腰包里掏出来的血汗钱呢！

我不由得吁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我从裤口袋里掏出老婆为我筹集的100元钱，递给魏超说，谢谢你替我垫了钱。

魏超推开我的手，这么急干什么？

我说，反正要还的。

魏超说，算了算了，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对你可能起点作用，就算我打牌输给你了。

我的脸就不可控制地板结起来了，你是想让我感恩，还是要我留下一个心理负担？

魏超一愣，只好接过钱，笑着说，朝阳呵，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敏感、太认真了。

我说，我就是这么个人。

好，有个性，我能够体谅你的心情，也能理解你的难处。魏胖子拍拍我的肩，从资料中抽出一份给我。这是58班全体同学的通讯录，才印出来的，花了我几天几夜的工夫呢！

我懵懂了片刻才想起58班与自已的关系。十七年前，我是这个班的一员。我迅速地默读了一遍同学通讯录，里头有许多显赫的职务职称以及学历学位，给我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却没有童卫红的名字。我张口欲说少录了一人，猛然想起，童卫红在无法通讯的地方，这才缄了口。不过童卫红有没有来母校参加庆典，很难说，也许她的灵魂正在校园里飞来飞去。

魏超交待我赶快去大礼堂，因为庆祝大会已经开始，还嘱咐我下午1时到运动场东端的大樟树下集合，全班同学合影留念。临走又说，据他所知，今天来宾太多，食堂桌椅太少，准备开流水席，去迟了只怕到时碗都抢不到手呢！

我赶到大礼堂时不但座位上坐满了人，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我避开几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站到一个角落里。一个市领导正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踮起脚，从两个脑袋之间往主席台望过去。坐在市领导身旁的那个女校长，就是我过去的班主任，她老了，但老得有风度，老得有师道尊严，脸上呢，仍是十七年前那种一成不变的微笑。她似乎发现了我，她的目光笔直地射来，像一根手指直接戳到我脸上。我赶紧放下脚跟，躲到一个脑勺后。礼堂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杆吊扇悬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无济于事地旋转着，校友们几乎人手一把扇子或书本，不停地扇着风。这让我窃喜，他们显然不如我这体力劳动者耐热。

但我的窃喜转瞬即逝。我听到前面有人议论吴朝阳。男声说，没看到吴朝阳吧？女声莫明其妙，哪个吴朝阳？男声说，就是当年与童卫红一起失足落水的吴朝阳呵，童卫红淹死了，他侥幸捡回来一条命。女声说，哦，记起来了，听王英杰说，在街上见过他踩三轮车呢。男声说，是呀，他的情况听说很不好，夫妻双双下岗了，这次参加校庆的100元礼金，听说还是魏胖子替他垫付的呢。

我听不下去了，因为我很气愤。我踮起脚想见见那两个多嘴的家伙，但他们只将后脑对着我，不给我面子。我的脸上有蚂蚁爬。他们可以议论我，但没有让我听到的权利。一气之下，我就退出了会场，在校园里游**。游**了一阵子，想起魏超的话，看看十一点过了，就径直去了食堂。

流水席已经开始了，这让我欣喜。我敏捷地钻入尚不太密集的人群，顺利地拿到了一只饭碗。同桌的食客全不认识，这使得我放开了手脚。我对那钵醇香扑鼻的红烧肉情有独钟，筷子频频光顾。母校因此而变得十分亲切，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这么甜、这么肥腻可口的红烧肉了。可惜儿子不在，否则他会吃多少肉长多少肉，他那正在生长的身体是多么需要油水的滋养呵。

肉足饭饱之后，我打着饱嗝在校园里徜徉。若不参加校庆，省下100元钱，可以吃至少十顿红烧肉。但这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红烧肉显然不是我家的刀刃，所以我仍有理由为这顿红烧肉感到满足。我决定不再埋怨母校的邀请。母校可以忘记，但这顿红烧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是不会忘记的了。我会经常想念它。

我早早地来到运动场边的古樟树下。树下空无一人，于是我坐在荫凉处开始打盹。隐隐约约的童卫红就来找我了。童卫红说，吴朝阳你的吃相实在不雅呢！我说卫红你莫见笑，人要解馋，顾得了脸皮就顾不了肚皮。我问她，你也是来参加校庆的么？童卫红神色黯然，校庆哪有我的份？我的名字早就一笔勾销了。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同学们还是记得你的，刚才我还听人提到你的名字呢。童卫红说，他们只记得我的死。我说，死得让人忘不掉，那也不错嘛，人反正有一死的，何况死了还能到别人梦里去周游。童卫红说，可好死也不如赖活。我抓住她冰凉的手握了握说，我如今就是赖活呢，有时我真是不想赖活下去了。童卫红忽然慌张地把手抽走，好了，不跟你闲扯了，同学们来了。

我睁眼一看，昔日的同窗三三两两地过来了。都很面熟，但都叫不出或叫不全名字。最先过来的人跟我点头致意，然后他们互相握手寒暄。显然他们也叫不出我的名字，十七年的间隔对记忆毕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样很好，我不必处处小心应付。他们无意中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我冷落了。夹在愈来愈多的同学中，我好像谁都认识，又好像谁都不认识。没人跟我叙旧寒暄，我是一个多余的存在。我只好这里听听，那里站站，以显示我既不另类，也非冒牌，我是和他们一起的。我不怕多余，但怕显得多余，正如我不怕冷落，却不想让别人看出我被冷落一样。

由于大忙人魏超的出现，气氛陡然热烈起来。他脖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忙不迭地跟人热情握手，还忙里偷闲地冲我点了点头。接着重要人物登场，前任班主任现任校长姗姗而来，频频挥手，神采奕奕得像个国家领导人。老同学们就一拥而上，众星捧月般围簇在周围，人人像年轻了二十岁，摩肩接踵，争相发言，赞美红烛精神，歌颂师生情谊，弄得女校长泪光闪闪难以自持。我站在人圈外，孤立而愈发显眼，便被过去的班主任所察觉，瘦长的指头指定了我：你是——？我感到自已在萎缩下去，谦卑而羞惭地说，我是吴朝阳。哦，是吴朝阳，吴朝阳，好名字呵。她竟然没有认出我来，令我如蒙大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