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市文联的桑塔纳轿车把我和我简单的行李送到了岩板坡乡。一下车，就有人抓住我的手叫了一声陶书记。我怔了一下，弄清人家确实是叫我，才匆忙应了一声。对这样的称呼我显然还不太适应，声音不仅拘谨而且发虚，听上去是个冒牌似的。其实，我是以作家的身份，响应上面的号召，到乡下来体验生活的，挂不挂职倒无所谓，但组织部门很讲究这个，按照我在本单位的级别，相应地安排了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并且还发了红头文件。如此一来，我不想陶书记也得陶书记了。

这天正好开乡干部会，于是，我作为岩板坡乡的第五位副书记，被乡党委书记余亦富介绍给了全体干部。听说我是个作家，好多眼睛里都有新奇的目光。欢迎的掌声过后，我诚恳而谦恭地讲了几句话。我说，我是来向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我希望与他们打成一片，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获取作家所匮乏的艺术养料，从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所以，我要拜在座的各位为师，并希望与他们相处融洽。

讲完话，我就发现那些新奇的目光里有了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我有些不自在，难道自己说错什么了？

散会时，矮矮墩墩的副乡长陈一安握握我的手：“陶书记，恭喜你呀！”

我不解：“恭喜什么？”

陈一安笑道：“恭喜你进步有望呀！凡组织部派下来挂职的，一回去都会升职。”

我忙摇头：“我不是那种挂职锻炼，我只是为搞创作来深入生活的。”

“城里生活那么精彩，还用得着到乡下来深入？”陈一安硬是不信。

我只好解释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乡下感兴趣，而且主要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毕竟离开农村多年了，对现在的农村生活了解有限，所以才特地到乡下来挂职。

陈一安说：“‘紧跟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深入生活是深入生活，你晋级也是一定的。不信我们打赌。挂完职，你要是升了职，请我到市里的金座宾馆吃一顿，要是没升，我请你。”

我便笑道：“这顿饭你只怕请得成。”

“咱们一言为定，到时可不许反悔哟，陶书记！”

“行！”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我发现，我对“陶书记”的不适应感正在悄然消失。我想起一句俗语，到什么山里唱什么歌。

午宴

中午，余书记在乡政府食堂设宴，说是为我接风。我心里有些受用，又有些不安。当知道此举同时为款待前任书记，并不是专为我设，心里才安静了一些。食堂十分简陋，桌子油腻腻的，凳子都连在一起。穿过食堂进了一道小门，不由吃了一惊：原来里面是一个包厢，空调、卡拉OK、红木桌椅一应俱全，其豪华度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宾馆。

就座之后，我就遇到了尴尬事。乡政府杨会计撕开一条烟，每人一盒地分发。下乡之前妻子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如今县乡两级的宴客礼节，都是落座就要发一盒烟的，千万不要书呆子气，因为自已不吸就推辞，显得你清高，弄得大家都不自在。能不能与大家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入乡随俗，入乡随俗啊。妻子的叮嘱言犹在耳，当那盒烟递过来时，我还是本能地将它推开了。并连连摆手，说我不抽的我不抽的。但杨会计不由分说，强有力地重新把它塞入我手中。我很不适应这种情况，就涨红了脸，手在空中尴尬地悬了片刻，才不知所措地将那盒烟搁在碗边。那是一盒“芙蓉后”，烟盒相当精致，在市面上卖十多元一盒。我悄悄瞟瞟别人，抽烟的，很随意地撕开烟盒享用起来，不抽的，则若无其事地将烟塞进了口袋。只有我一人还让那盒烟躺在桌上。我如坐针毡，把烟收起来吧，不好意思；不收起来吧，又不是那么回事，而且那烟摆在那里很刺眼。为难之时，陈一安帮我解了围，他在递给我餐巾纸的同时，很自然地拿起烟塞进了我的口袋。

我吁了一口气，但摆在面前的酒杯令我紧张。杨会计又是不由分说地给我斟了一满杯酒。白酒我是不沾一滴的，但初来乍到，不表示表示恐怕不行。余书记端起杯子：“来，今天一为老书记洗尘，二为陶书记接风，干！”众人都豪爽地一饮而尽，只有我勉为其难地抿了一口。立即被杨会计发觉，大叫：“不行不行，这是你在岩板坡的第一杯酒，不干不行！”无奈，我只好干了。顿时一条火龙窜入了肚中。头立时就有些晕了。人家敬了我，我当然也应回敬一杯的，何况是头一回见面。于是我也站起来敬酒，说了一些借花献佛请多关照之类的话。我不要求一饮而尽，请大家随意。可是大家不随意，非要干了不可。他们说，哪有敬半杯酒的？要么一杯，要么你别敬！他们还说：“能喝三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陶书记，看来你还得培养培养！”又说：“醉与不醉是水平问题，喝与不喝是立场问题！”事关立场，只好将一杯酒吞下去。我满面通红，浑身燥热，开始腾云驾雾。桌上的人轮流向我敬酒，我一个都辞不掉。不知他们哪来那么多话说，而且那些话都让你无言以对，只有把酒喝下去。渐渐地我就听不清他们的话了。我头大如斗，意识模糊，也不知自已失态没有。

后来，朦朦胧胧地感觉是陈一安扶我离开桌子，回到房里，并把我放到床铺上。他一边帮我脱鞋一边大声说：“陶书记，没关系的，睡一觉就好。酒量都是醉大的。你不是要体验生活么？这也是体验生活嘛！”

听完他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卡拉OK

我居然睡了一下午。

一觉醒来，太阳已落到山后。洗把脸，走到院子里，便被陈一安叫住：“陶书记，帮我陪陪客去。”

我急忙推辞：“中午那顿喝得，现在脑壳还疼！沾不得酒了。”

陈一安说：“不沾就不沾，客你还得帮我陪。陪客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你去了，是给我面子，也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县国土局来了一个股长，乡国土站归我分管，可不敢得罪。放心，我会保护你。上桌后任凭别人千呼万劝，你不端杯子就是。酒桌上有个规矩，要么一口不沾，要么来者不拒。”说着，轻轻推着我的背往前走，又说，“像你这样不喝酒的书记，还真少见呢！”

只好从命，随陈一安去了集市上的回春餐馆。进门一看，李副书记、张副乡长、杨会计以及乡国土站黄站长都在，众星捧月似的，围簇着县里来的朱股长。朱股长是个半老徐娘，身体肥硕，面庞宽阔，听人介绍我时，厚眼皮抬了抬，点了点下巴，其派头不亚于一个县长。刚坐下，黄站长便开始发烟。这回我没有推辞，接过烟，稍稍犹豫了一下，急促地塞进口袋里。瞟一眼陈一安，见他脸上有赞许的微笑。

斟酒时，陈一安果然采取了保护我的措施，说了一番我中午如何如何，把我面前的酒杯撤了。朱股长似有不快，说：“市里的干部就这个水平呀？”我没理她，要了一瓶椰奶。这一来气氛有些不对，陈一安赶紧笑道：“我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助兴。有个老倌子，赶着马车到乡里送粮，送完粮把马拴在路边，自已上茅房去了。屙完屎尿出来一看，那马正在田里吃禾苗呢！老倌子气得，操起鞭子就抽，边抽边骂，‘狗日的畜生，走到哪吃到哪，你以为你是国家干部呀？！’今日在座的都是国家干部，只管放开肚皮吃！”众人都笑起来，互相热烈地敬酒，酒杯吸的嗤嗤响，然后把筷子一齐伸向水鱼钵子里。朱股长兢兢业业地对付一只水鱼壳，嘴角沾了些汤水，抽空感叹道：“如今的国家干部，就剩下这么点优越性了呢！”

大家的嘴巴十分忙碌，除了吃就是不停地说，只有我闲着，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我知道这不太好，应该与大家打成一片，但不知说什么好。桌上人除了那位朱股长，待我都十分客气，可是这客气正好说明我没有融入其中。我心里隐隐不安，欲扭转这种局面，却又想不出什么法子。幸好朱股长品出那瓶酒不太地道，有冒牌之嫌，敬酒的程序大大缩减，大家转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饭菜，没多久，桌上就只留下残汤剩菜了。

朱股长放下筷子，打了个嗝。陈一安说：“听说朱股长的卡拉非常OK，是不是让我们基层干部也欣赏欣赏呀？”朱股长笑得嘴巴一扯，脸蓦然一宽：“我那是业余水平，谈不上欣赏的。你们乡下也有卡拉OK么？”陈一安说：“这就是朱股长您官僚了，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城里有的，乡下也基本上有。走，上楼去，叫老板把卡拉OK机打开！”

大家便簇拥朱股长上楼。楼上真的是一个卡拉OK厅。朱股长也不客气，开口就点了一首《小背篓》，拿过麦克风就唱。听第一句，我心里就一麻。她不仅是个不男不女的糙嗓子，而且几乎每一句都要跑调。她自已还挺投入，挺得意，摇头晃脑地。大家的听觉神经都忍受着她的折磨，可等她一曲唱完，都热烈鼓掌，似乎刚才唱歌的是宋祖英。我心里十分别扭，出于礼貌，也不得不拍了几下。陈一安请我也卡拉一曲，说要见识一下市级水平，我以嗓子疼为由宛然谢绝了。我本也是喜欢唱一唱卡拉OK的，但此时此刻我了无兴趣。卡拉OK这东西，无论用来糟蹋音乐还是糟蹋听众，都是再好不过的了。接下来李副书记、张副乡长轮流上场一展歌喉，我在一旁默默地坐着。大约过了半小时，见他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而我实在不堪忍受，就毅然告辞了。

走出餐馆，暮色已经降临，远处的山成了一幅幅剪纸作品。朱股长的卡拉OK声从楼上飘下来，回**在空寂的山谷间，显得十分怪异。

这顿饭，真正的收获是陈一安说的那个小故事，回到屋里我就把它记在小本子上。它有点意思。

寂寞

冲完澡，走出寄居的小平房，我站在乡政府院子里。夜色静谧，星星无声地眨着眼睛，樟树的影子覆盖在我身上，阴凉的地气一阵阵地掠过我的身体。真是心旷神怡呵。乡下到底是乡下，空气如此新鲜，如此凉爽，此地距城市不过三十公里之遥，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我在树影里踱着步，惬意地作着深呼吸。对面是乡干部宿舍楼，四层，却只有两三个窗户亮着灯。整个院落静悄悄的，只有数只虫子在草丛里不甘寂寞地鸣叫。一个黑色人影，慢慢地浮过来。定睛一瞧，又是陈一安。

陈一安见了我，有些诧异：“陶书记，你没回家呀？”

我说：“今天才来，回什么家呀！”

陈一安说：“回家睡呀。隔壁市机械厂早晚都有班车去市里，很方便的。你何必在这里享受寂寞呢？连余老板、苗乡长他们，都天天回城里过夜，第二天一早来上班。”

难怪乡政府院子这么安静。我问：“他们的家都安在城里么？”

“对呀，余老板在城郊修了一栋三层楼房，苗乡长、李书记他们呢也都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晚上在这里你是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的。”

我说：“啧啧，他们经济实力很强呀！你怎么没去城里筑个巢？”

陈一安说：“我哪有那个本事？一套商品房十几万，把老婆孩子卖掉也凑不齐这笔钱。”

我想想说：“不过，住在城里，上下班到底还是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乡里有台桑塔纳，还是豪华型的，一把手随要随到。再说，谁也没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我立即敏感到什么，问：“余书记人还好吧？”

陈一安反问：“你的印象呢？”

我说：“他挺像个领导的。”

陈一安笑了：“你的感觉很敏锐。应该说，挺像个处级领导。他享受处级待遇呢。市里不是有个文件么，工农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一把手就可以享受副处级待遇。”

“难怪。”我说，“那岩板坡经济状况不错呀！”

“看起来是不错，只是工资都不能按时发……你多呆一段时间就了解情况了的。我说多了不好。”陈一安顿一顿，拨转话头，“哎，陶书记，我找几个人打跑符子牌去吧。”

我摇摇头说不会。陈一安就说，酒也不会喝，牌也不会打，陶书记你不好开展工作呢。我说是呀，我也感到有点为难呢。陈一安笑道，没关系，在干中学，学中干嘛，你是作家，还怕学不会？学会了，对你写小说也有好处。说完，就告辞找人打牌去了。

院落里愈发寂静了。微风从山谷里吹来，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虫子们反而停止了鸣叫。举目远眺，黑蒙蒙的夜色里，一条公路隐隐约约地伸向远处的城市。我无所适从，便回房里，拿起一本书来看。可是看不进，寂寞不请自来，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一样，把我笼罩住了。

下村

终于要下村了。不下村，是不能叫作下乡体验生活的。余亦富曾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固定一个联系的村，跟其他乡干部一样。我说不用，随时随地跟某个乡干部下去最好，这样比较机动灵活。我想尽量多跑些地方，多掌握些情况。况且我还有一些创作活动，不可能天天在乡下，固定了难免受到制约。

出乡政府大院，往右五十米，是一个三岔路口，也是集市的中心。路口的“好望角食品店”是乡企业办雷主任的妻子开的。早餐后，乡干部们都喜欢聚在食品店门口聊天，交流各自听来的新闻。聊到九点多快十点了，就各自叫一辆三轮或者吉普或者摩托，拖一路黄尘往各自包干的村而去。租车费有的付现钱，有的则是在车主的小本子上签个名，年终时找乡政府结账。付钱还是签字，由所任职务的重要性而定。据说每年乡干部下乡的租车费相当可观，可观到乡政府实在难以承受，只好作了规定，一律不予报销。但乡干部们照租不误，只是那车票另想办法报账。一般说来他们都有办法，因为都分管着某个部门。即使乡里报不了，拿到村里去，村里也是要认这个账的。

这日聊天聊得差不多了，几个乡干部同时热情地邀我下村去。我答应了周书记，因为周是位亲切随和的女同志。周书记是纪检书记，有人叫她大姐，有人叫她书记，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她挥挥手招来一辆三轮车。上车后我要付车费，她把我的手打开了：“要你付，那还像话？你别管。”我以为她会签字，但车主没有拿出本子来，待我们一坐稳，一踩油门，三轮车突突突径直往玉皇村而去。

像所有乡下的机动车一样，三轮车全身抖得咣当作响，剧烈的颠簸不时让屁股弹离座位。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兴致。暖风携带着泥土和新鲜牛粪的气息扑面而来，明亮的阳光在绿色的禾叶上闪耀。我大口地呼吸着曾经十分熟悉的气息，心中兴奋不已。

到玉皇村不过三公里地，三轮车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村长（村长是习惯性称呼，正规的叫法是村主任）孟菊清站在村委会门口，三轮刚停，他就抢先付了车钱，笑道：“周书记你们来得好巧，刚摘了一桶桃子在屋里，还没来得及尝味呢！”周书记说：“还是陶书记有口福，一来就尝鲜。以后呀，回回来我都邀陶书记！”说着就把我介绍给几位村干部。孟菊清连连点头：“听说了，陶书记是个写书的，以后把我们也写进去吧！屋里坐，乡下没什么招待的，让陶书记见笑了！”

进屋坐下后，孟菊清就每人扔一盒烟，白沙牌的，比乡上发的烟刚好低一个档次。我心里虽然还是有些犹豫，但收烟的动作已十分自然。扔完烟，孟菊清就忙着削桃子。我说自已来吧，去拿他手中的刀，他却不肯，有力地将我的手推开了。边削边说，支书跟着苗乡长到江苏张家港参观学习去了，村里是他在主持工作。他是个面目黧黑的中年人，双手十分粗糙，削好的桃子明显不干净，我接过来，心里直嘀咕，表面上却毫不犹豫地大口地吃。周书记询问村里近段的工作，孟菊清头头是道地作着汇报，我在一旁仔细地倾听。当听说他们为壮大村级经济，新栽了四亩黄栀子时，我很感兴趣地提出要去看看。

孟菊清带我到了村委会屋后的山坡上。黄栀子是一种中药材，我小时候在乡下时，常常上山采野生黄栀子，晒干了再卖给供销社，赚点零用钱。新栽的树苗刚刚回青，只有小拇指粗，翠绿的小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扬，十分生动。孟菊清说，如果培养得好，三年后便可开花挂果，五年后便可产生效益。我蹲下身子，把鼻尖凑到树叶上，深深地一吸，一缕辛冽的气息直透肺腑。温热的地气在身下蒸腾，无论是拂动的树叶还是爬到腿上来的蚂蚁，都让人感到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真实。我站在山坡上发着呆，若不是孟菊清叫我，不知会呆到什么时候。

回到屋里，发觉午饭已经作好。方桌上摆着回锅肉、炖鸡、红烧猪蹄三钵大菜，还有一碗皮蛋和一碟花生米。团支书抱来一箱啤酒，我赶紧声明我是不喝酒的。孟菊清根本不听，说陶书记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基层干部。再说啤酒根本不能算酒，只是饮料嘛，杯子也不用了，每人吹一瓶。说着一咧嘴，咬掉一只瓶盖，把那瓶酒竖在我面前。其余的人都自觉地抓了一瓶酒在手里，周书记也不例外。大家互助碰了碰瓶子，便朝天喝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吹字用得很妙，那举瓶朝天的样子恰似吹喇叭。孟菊清时不时替我夹菜，躲也躲不掉。除了周书记，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吹”酒的样子很豪爽，一瓶啤酒吹不了几回就没了。而且在吹完一瓶酒前，那左手是抓着瓶颈一刻不松的。我只有半瓶啤酒的量，再怎么劝，也不多喝了。他们就说，喝这点酒，不知陶书记你的文章怎么写出来的，李白还斗酒诗百篇呢！我说，能者多劳，你们能吹就多吹嘛。他们毫不客气，很快都把自已吹得脸红脖子粗，一个个都像红虾公。周书记也只吹了半瓶，他们不说她，倒把我联系上了，说，陶书记你不是个男的呢，跟周书记一样呢。

吃完饭，桌子一抹，铺上几张报纸，就开始打跑符子。孟菊清拖我上桌，我忙说不会。孟菊清不信，说牌都不会打当什么作家，是老婆管得太狠了，荷包里没货吧？我解释说真不会打，打扑克我还会一点，你们打，我在旁边学吧。他们就把周书记请上桌，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周书记手气好，几把下来就赢了两张“兵”，她还玩教兼顾，边出牌边向我介绍玩跑符子的规则。无奈我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就打起了瞌睡，于是坐到一旁，从包里掏出一本外国小说来看。

太阳落到对面山坳上的时候，收了牌局，孟菊清到公路上拦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回乡政府。上车时我问：“周书记，每回下村都这样吗？”话一出口，便觉问得很不慎重，很不妥当。正后悔着，周书记不在意地说：“那也不一定，今天没什么具体事，主要是来问问情况。”

她顿了顿，又说：“干农村工作，没什么巧，就是要红的黑的都看得，荤的素的都来得，横的竖的都干得。要不，基层干部不会服你，村民也不会听你的话。”

我深深地点头，信以为然。

任务

好久没见到余书记，听说他一直在县里跑。这日他从桑塔纳里出来，向我招了一下手：“陶书记，听说你跑了好几个村了，辛苦了呀。有收获吧？”

我连连点头：“有收获有收获！”

余书记想想说：“我们乡的宣传报道工作一直很薄弱，每年市报都上不了几篇，省报更是一个空白。你有这方面的长处，是不是请你把这方面的工作抓起来？”

其实新闻报道并不是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长处，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行啊！”

余书记随即从他小巧的大哥大包里掏出几份材料给我。一份是他写的《岩板坡农业产业化构想》，一份是茅家岗村花木生产情况，还有一份是乡党委如何抓教育的汇报。

当天，我就让陈一安陪我去了一趟茅家岗，“吹”了半瓶啤酒，了解了一下花木生产情况。回到乡里，连夜写了一篇报道。

第二天，我回到市里，将报道给了报社里的朋友，余书记的文章则给了妻子。妻子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办的一份叫《政策研究》的刊物当编辑，有这个便利。

数天后，关于茅家岗花木生产的报道发表在市报第二版的《经济生活》栏里；半月后，余书记的大作也在《政策研究》上刊载了。据我所知，许多县乡干部都热切希望在《政策研究》上发文章，展示才华，因为这是一本给领导看的刊物，若能给领导留下某种印象，说不定对仕途有良好的影响。所以，许多人又是送礼又是托人，千方百计想将自已的文字挤进这本刊物里去。我想把这消息告诉余书记，他一定会大为高兴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余书记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眼角眉间没有泄露一丝半点喜悦的痕迹，说：“好，很好，不过力度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

我有些佩服起余书记来了。他虽然比我还小五岁，但显然在政治上比我要成熟得多，是块当官的料。他的话提醒我，还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有省报的空白在等着我去填补。

任务尚未完成，我辈仍须努力呵。

苏支书

苏家铺村处于一片丘陵地带，起起伏伏的坡岗上是一片片蓊郁的油茶林。幢幢农家小楼坐落在油茶林的掩映之中。村委会是村子的中心，对面是新落成的村小学，左面是大米加工厂，右面是村民开的一溜铺面，卖肉的、卖米粉的、卖百货的等等。进出铺子的人不多，我一下车，就都朝我望，很好奇。有人低声说：“又来干部了。”我朝四周看一圈，小学墙壁上的一条标语引起了我的兴趣：“自已的孩子自已爱，自已的学校自已盖。”我立即把它抄在我的小本子上。

我到苏家铺，是冲着村支书苏大雷来的。

很多人向我说，苏支书是个好支书，上任以来，村办经济红红火火，自已又廉洁奉公，深得村民信任。应该树他一个典型。我想，如果眼见为实，就给他写篇人物通讯。

我在村委会没找到苏支书，但副支书和妇女主任在。我一说明来意，他们就很热情地介绍起苏支书的事迹来。我边问边记，很快就记了半个本子。素材非常丰富，有些细节也十分生动。说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带我去看了在苏支书领导下建成的大米加工厂和村小学。至此，我已确信，苏支书是个实打实的好支书。

采访结束，苏支书出现了。隔老远，就向我伸出两只手来：“哎呀，陶书记你可是个稀客呀！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在乡里听说，赶紧回来了。”抓住我的手直摇。他的手粗糙有力，我被钳得生疼，暗暗地忍着。我被他的热情与爽朗感染了，也摇晃着他的手，好一阵寒暄。

重进村委会，苏支书问给过陶书记烟没有，副支书和我都连声说给了。苏支书这才坐下来和我扯谈。他很谦虚，说到他的政绩，酱色的脸憨憨的一笑，说：“人嘛，总要做点事的。”

扯着扯着就到了太阳当顶之时，便把我往饭桌上邀。桌上菜不多，分量却是非常之足的，都是大鱼大肉。少不了又要喝酒。较之过去，我对酒的态度有所变化，爽快地要了一瓶啤酒。又是举起瓶子朝天“吹”。由于聊得投机，大家都很痛快，我居然不知不觉吹了四分之三瓶。看来我的酒量有了长进。

放下碗筷，苏支书说：“陶书记，今天没事了，摸几把吧？”

我知道他是指打牌，就说：“麻将跑符子我都不会，你们玩吧。”

苏支书说：“真不会呀？那我们换换脑筋，陶书记到隔壁睡个午觉吧。”说着把我引到隔壁房里，又开了电扇，让我上床歇息。夏季人很容易疲倦，一躺上床，睡意如水漫来，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我到隔壁一看，苏支书面前赢了一堆钱。我心里吃了一惊，嘴里却说：“嚯，苏支书手气好呀！”

苏支书喜笑颜开，匆匆地瞟我一眼，就盯着手中的牌去了，边出牌边说：“今天怕是沾了陶书记的光呢，好久没摸过这么好的牌了。”出了几张牌，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哦，陶书记要回乡里去了吧？李村长，你去帮陶书记拦台车。陶书记，我就不送你了，多包涵哟！”

我知道牌桌上的人是九条牛也难得拉动的，就挥挥手告辞了。在跨出门槛的一刹那，心里很不是滋味，苏支书留给我的好印象几乎是**然无存。

我搭上了一台既无车灯又无车窗的旧吉普车，在油茶林中颠簸而行。下午气温降低了，又有山风扑面而来，心情不由得就轻松了一些。才走了不到一公里，一辆摩托车嗖地从后面追上来，车头一横，将吉普车拦住了。司机正要破口大骂，却见苏支书从摩托上跳下来，便噤了声。苏支书冲我大喊：“陶书记，我有句话说。”

我很惊讶：“什么事？”

他跑到我面前，说：“我才晓得，你是为了替我写文章来的。请你手下留情，千万不要写！”

“为什么？”

“我晓得自已有几斤几两。工作是做了一些，可我有个毛病，就是爱打牌，有时一打就是一个通宵。”

我说：“打牌不要紧，谁没一点嗜好？只是赌钱不太好。”

他憨然一笑：“打牌要不兴钱，那还有什么味道？我这毛病是改不了啦。你要是写了文章表扬我，我就没好日子过了。写了我，给党抹黑呢，拜托陶书记，另找个典型吧！”

我答应了他。

案子

周书记和主管党群的李书记要处理一个案子，请我也参加。我很高兴有这种收集素材的机会。我问周是谁的案子，她说：“就是玉皇村的孟菊清呀！”

我一愣：“他犯了什么法？”

“他呀，太不像话了，大白天，和三个村干部在村委会打牌赌博，输赢几百块！”

我有些不解：“打牌的多得很，这也不算个大不了的事吧，是不是用了公款？”

周书记说：“倒是没用公款。打打牌其实也没什么，我有时候也打，乡干部中打牌不兴钱的只有余老板。余老板是很注意自已的形象的。问题是村民举报了，不光是打牌，打了牌，天黑了，他们还让赢了钱的请客，打的到市里的夜来香舞厅跳舞，还请坐台小姐伴舞！半夜三更了又打的回来。而且，还不止一次。真是太不像话了，这样的歪风邪气不杀一杀是不行的了！”

我惊讶之极。我这个城里人，还从未找过伴舞小姐呢。真难想象，山里的泥腿子跑到城里的舞厅，和涂脂抹粉的小姐搂搂抱抱，是怎样的滑稽景象。特别是孟菊清，两条盘着走路的短腿，它能跳出舞步来么？

随周书记到了党委会议室。李书记与几个被审者都已经到了。孟菊清看来很有些对立情绪，绷着脸不认人。李书记异常严肃，咳嗽一声，厉声道：“晓得今天为什么把你们请来吗？”

孟菊清闷声说：“晓得。”

“晓得就好，说明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坐着一泡屎了还晓得臭。晓得就一个个给我从实招来，处理的轻重取决于你们坦白的程度和检讨是否深刻。孟菊清，你是为首的，你先讲！”李书记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拍。

孟菊清瞥李书记一眼，慢慢地讲述事情经过。李书记和周书记不时地向他提问。我一直默默地倾听着，只是当听说请陪舞小姐时，忍不住问：“那陪舞小姐也愿意？”

孟菊清眨眨眼，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小姐认的是钱，她有什么不愿意的？”我问请小姐花了多少钱，他说请了两位，每位伍拾，很便宜的。说完经过他又作了检讨，说犯了错误，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辜负了乡党委的希望，对不起谁谁谁谁谁，等等等等。接下来另外三位村干部逐个交待和检讨，所讲述的事实与所使用的语言，也都与孟菊清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事实是很清楚的了，没有必要再审。李书记合上笔记本，开始声色俱厉的训斥和教育。他首先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接着特别指出，孟菊清是在支书外出参观，自已主持全村的工作期间犯错误的，这就更不应该，这就没有经受住考验，损害的不止是村干部的形象，还有他自已的政治前途。李书记越说越激动，越说嗓门越高，把孟菊清的两眼都说红了。

李书记教育完，周书记接着教育。到底是女同志，她虽然也很严厉，但声音还是柔和了许多。不过她所使用的语言，也跟李书记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她说完之后，对我颔颔下巴：“陶书记，你也说几句吧。”

我当然也要说几句，不过我不想重复他们的话了，便说：“刚才两位书记说的话，你们要牢牢记在心上。人不怕犯错误，怕的是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别的我不说了，你们都是农民，我也曾当过农民，我们摸摸自已的良心想想，城里那种带色情的娱乐场所，是我们去的地方么？还打的，还请小姐，村民晓得了，能没意见么？能不举报你么？”

我的话说得孟菊清直朝我看。

李书记最后作总结，他肯定了四位村干部的良好态度，交待他们第二天把书面检讨交来，越深刻越好。至于如何处理，乡党委还要研究，回去等候通知吧。

散会时暮色降临，食堂已经开过饭了。孟菊清说：“三位书记要是不怕我们拉拢腐蚀，就跟我们去吃顿饭吧。也算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李书记想想，笑道：“怕？笑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顿饭就能腐蚀得了的么？该批评的还得批评，该处理的还得处理，该吃的还得吃！周书记、陶书记，走，去赴他们的鸿门宴！”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顿时变得十分融洽起来。一行人径直往回春餐馆去。

往餐桌前一坐，孟菊清就忙于发烟，然后请三位书记点菜。我胡乱点了一个豆腐。我一直在想，这顿饭是公费呢还是他们四位掏腰包？菜上齐之后，每人面前竖一瓶啤酒，咬掉盖子后，就都朝天吹了起来。

孟菊清很快就脸红脖子粗了，不停地向三位书记敬酒，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喝着喝着，他就酒后吐了真言：“其实，我们这算个什么错误喽！如今谁不赌几把？赌也好，跳舞也罢，都是用的自已的票子，又不是村里的钱！支书去张家港，说是去参观取经，其实呢，还不是去公费旅游，上海南京北京，一圈回来要多少票子？当然，李书记周书记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得跟那些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我服了；我独不服陶书记的话，是呀，我是农民，农民又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上城里的舞厅，就不能搂城里的小姐呀？天下哪有这种道理。你看不起农民，才说这种话呢！”

我哑口无言，脸一阵阵发烧。我不能否认孟菊清的话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直到饭后见孟菊清签了单，我才敢直面他那张醉醺醺的关公脸。

半月后，孟菊清被免掉了村主任职务。

抗洪

外出参加一个笔会，回来才知道河里涨大水了。

岩板坡不靠近大河，但抗洪是全县的事，所以也分了一百零三米的责任堤。就在县城东郊三公里的大河南岸。北岸就是市郊，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过八公里的样子。我们这个地方，夏天就是汛期的代名词，一涨水，抗洪就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我的挂职其实只是挂个名，不在岩板坡拿工资，来去自由，对抗洪佯装不知，在家休息几天，也不会有人说。但是这良心上过不去。于是这天下午，我骑了一辆破自行车，边行边问，去找岩板坡乡的防洪堤。

在防洪堤下一幢农舍里，我找到了岩板坡的人。他们正在吃晚饭，人人一身汗臭。见了我，显得异常亲热，先递给我一份盒饭，又扔给我一瓶啤酒。余书记说：“陶书记，你就不要来受这个累了，你那是拿笔的手。反正也不少你一个人。”我说：“那怎么行，我有一分力，就该尽一分心。再说，这也是我体验生活的好机会。”余书记想想说：“也好，今明两天就辛苦你一下，你和陈乡长带二十个人留在堤上。陈乡长负主责。子堤已经筑好了，剩下的就是守堤巡堤，一有情况马上和指挥部联系。我们不能搞疲劳战术，其他人都撤回去休息。”

余书记他们一走，陈一安就拍着我的肩说：“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往枪口上撞！”我笑道：“我就是想跟你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呢，你还不欢迎 。”陈一安说：“这个战友可不好当。白天太阳晒死你，夜里蚊子咬死你，发现管涌吓死你！”我夸海口：“不怕！我是洞庭湖的麻雀，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

深感责任重大，我和陈一安都不敢在农户家久留，端着饭边吃边上了堤。六七米宽的堤面上，筑起了一道一米高的子堤。洪水刚好涨到了子堤堤脚。堤外洪水浩浩泱泱，流得并不急，但很有气势，蕴含着不可阻挡的力量。晚风带着水腥味扑面而来，我似乎从中嗅到了一缕灾难的气息。有几个人在子堤上巡查，还有十来个人在大堤内坡上一字排开，捡查有无渗漏的迹象。其中一个是孟菊清，见了我，嘴角一咧，一个笑容尚未完成，就把脸转过去了。他对自已被免职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陈一安将堤上的人重新作了分工。我和他各带一班，各负责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巡查。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蚊子开始绕着我们的脸和腿飞，寻找着陆点。幸好河风渐大，把它们赶跑了。每隔半小时，我就打着电筒查看一次子堤。我在堤外水中插了一根棍子作标志，以观察洪水的涨落。见水在下降，我心里安稳了许多。

陈一安陪着我查了几个来回，扯了一会谈，就打起了呵欠。于是他将一个编织袋铺在一堆卵石上，躺下来休息。我查了一趟回来，见他打起了呼噜，就说：“这家伙，睡得像只猪一样！”谁知他听见了，叫了一声：“谁在骂人？”我刚要与他搭腔，他翻个身，鼾声又起起伏伏地响了起来。

我有些疲惫了，就在陈一安身旁坐下，凝视着夜色下的大河。星空下，河水幽幽地流，波浪不时拍得大堤哗哗作响。对岸右侧是灯火闪烁的城市，那些遥远的高楼大厦隐隐约约的像是一些积木玩具。左侧有一座黑糊糊的小山，山上是市委党校，因为垮了一个小垸，几百灾民安置在那里。

我的思绪正在游**，过来两个人，他们拿手电筒直射陈一安的脸，又用脚踢他的身体，厉声呵斥：“喂喂！守堤还困什么觉，堤要穿了眼，把你的命填进去！”

陈一安一骨碌爬起来，解释道：“我们分工了的，轮流值班，要不人受不了，要填眼了也没有战斗力。你们是……？”

“我们是县指督查队的，你们这里谁负责？”

“我，我是副乡长，”陈一安语气十分小心，“哦，还有这一位，陶书记。”

两人都看了看我，态度明显和蔼些了。其中一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说：“防汛无小事，你们可要小心哟。万一出了责任事故，随时都有摘乌纱帽的可能。”我和陈一安连声称是，陪着他们沿堤走去，直到把他们送出岩板坡的责任地段。

他们一走，陈一安就骂骂咧咧：“神气个屁！责任就责任嘛，说什么乌纱帽，好像谁还在乎这顶破乌纱帽！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不能按时领，真不如去摆个摊摊。陶书记，莫管那么多，你去睡，我来值班。”

我用手电照照手表，已经是十二点过了。但我不敢去睡，要是督查队员转来看到，印象不好。我强打精神，陪着陈一安巡查了几个来回，听他讲了几个色情味很浓的小故事，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倒在那堆卵石上不顾一切地大睡起来。

天刚亮的时候，堤上的高音喇叭把我惊醒了：“请岩板坡的陶书记赶快到指挥所来领任务！请岩板坡的陶书记，赶快来领任务！”

我很诧异，对陈一安说：“不是跟他们说了，是你负主责么？”

陈一安笑道：“谁让你是书记呀，有书记在，他们当然只认书记。党指挥枪嘛！”

我只好颠颠地跑到两里地外的临时指挥所。原来是要抽十个人去卸卵石。我回到堤上，点了十个人，赶往泊船的地方。陈一安争着当领队，被我拒绝了。我刚休息了半夜，理应我去。

到卸船的地方一看，各乡抽调的劳力都到了，有百把人的样子。我连忙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说我们是代表岩板坡来的，要尽心尽力，千万不能偷懒耍奸，让别人把我们看瘪了。孟菊清站出来说：“陶书记，只要你这城里坯子莫压瘪了就行。”我说：“你搞错了，我可是农民坯子，修铁路造水库，什么没干过？那个时候一担挑两百多斤呢！”

可是上船扛了几袋卵石之后，我不由就想起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到底是多年没搞体力劳动了，身子一负重就发软发虚，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又加上天气闷热，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全身。装卵石的编织袋非常粗糙，硌得肩膀生疼。手伸进衣服里摸摸，已经磨脱皮了。后来，我扛着一袋卵石下跳板时，双腿一颤，身子猛地一晃，若不是擦肩而过的孟菊清扶住我，恐怕掉到河里去了。

孟菊清一直将我送到岸上，说：“陶书记，霸不得蛮的，扛不起了就去装袋吧。”

我朝堤上看看，见督查队的人正往这边观察，便说：“不好，我是领队的，应当率先垂范。”

孟菊清说：“你看你这疲沓样子，还率先垂得范么？再垂就要垂到水里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先把本钱保住再说。”不由分说，将我推上船，递过一摞编织袋，让我扯袋口，他操起铁锹往里头装卵石。这样我就轻松多了，口里喘着的粗气，也渐渐平息下来。

大约上午十点多，两船卵石总算卸完了。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又都还未来得及吃早餐，个个饥肠辘辘，饿得眼眶发青，瘫倒在大堤上不想动弹。这时，一个穿深筒水靴，手里拿着草帽的领导过来了。孟菊清告诉我这是县委胡副书记。

胡副书记看看两条卸空了的船，满意地点头：“嗯，不错，进度挺快的嘛！”